（来源：Nachtmann, Harald. “Aerial View of Lower Manhattan Skyline at Sunrise, New York City, New York, United States.”Getty Images, www.gettyimages.com/detail/photo/aerial-view-of-lower-manhattan-skyline-at-sunrise-royalty-free-image/1085865084.）「“人口密度并不会加重纽约疫情。要知道问题出在何处，必须看到微观层面。” WIRED网站2020年5月23日发布了Adam Rogers的文章，讨论了观察人口密度、公共卫生和城市关系的视角问题。我们选择此文作为沪港所“疫情与城市”翻译系列第十篇，亦是完结篇。」城市规划界有过一种说法：城市规划者犯下的错，会由卫生部门接盘。如果城市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，人们就会生病。这句话反过来说好像也对：“如果有人生病，城市规划者肯定有错。”纽约是美国大城市中人口密度最高的，有19.3万人确诊新冠，近1.6万人死亡，这或许与紧凑的城市形态有关。州长安德鲁•科莫（Andrew Cuomo）和市长比尔•德•白思豪（Bill De Blasio）坦言，纽约人口密度高，极易传播呼吸道疾病。地铁、高楼、单间公寓、咖啡店、夜店里挤满了人，他们看上去都很健康，却不知不觉间传播了病毒。如果不尽快郊区化，这样的灾难可能会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上演。林赛•马尔（Linsey Marr）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从事病毒空气传播研究的专家。她说：“有理由相信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，病毒传播的机会更多，传播速度更快。”纽约地铁（来源：Tama, Mario. “Subway Passengers Ride a Crowded L Train October 9, 2005 in New York City.”Getty Images, 9 Oct 2005, www.gettyimages.nl/detail/nieuwsfoto's/subway-passengers-ride-a-crowded-l-train-october-9-2005-nieuwsfotos/55885280.）然而，纽约疫情严重的真实原因，不止于此。纽约的疫情规模与人口不成比例，这是事实。这并不是因为密度，至少不是多数人理解的那样。说到“密度”，一种理解是“人口密度”，也就是单位地理空间的人口数量。纽约人口密度约为一万人／平方公里。截至5月13日，每一万名纽约居民中，就有234人感染。洛杉矶的人口密度是3300人／平方公里，每万人中有40.2人感染，1834人死亡，仅为纽约的十分之一。规律看似简单：人口密度越高，感染率越高。然而，多数城市的情况并不符合这一规律。中国是疫情的暴发地，温州、信阳等地人口密度低于武汉，但它们的确诊人数多于人口密度更高的城市。香港人口密度为6300人／平方公里，每万人中有1.4人感染。可见，香港人口密度是洛杉矶的两倍，但感染人数少得多。美国新奥尔良人口密度仅为431，每万人中却有1718起病例。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感染率（来源：FANG, WANLI, and Sameh Wahba. “Urban Density Is Not an Enemy in the Coronavirus Fight: Evidence from China.”World Bank Blogs, 20 Apr. 2020, blogs.worldbank.org/sustainablecities/urban-density-not-enemy-coronavirus-fight-evidence-china.）还有一种方法，讨论人口密度与疫情规模的关系。《金融时报》收集的数据显示，疫情暴发以来，纽约人口死亡率增加至408%。意大利贝加莫省是另一个重灾区，其人口密度仅为纽约的五分之一，死亡率却增加到近500%。纽约和贝加莫占据了连续体的两端，死亡率增长幅度相近，人口密度却迥异。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罗伯特•麦克唐纳（Robert McDonald）与旧金山河口研究所的埃丽卡•斯伯茨伍德（Erica Spottswood），在“城市的本质”网站上合作发表了一篇不正式却很精彩的分析报告。他们处理了大量《纽约时报》的数据，得出了高、中、低人口密度县的“罹患率”（attack rate），即每千人在一段时间内的感染数量。他们发现，罹患率差异不大。麦克唐纳和斯波茨伍德得出结论：要预测感染数量，与其关注人口密度，远不如看看城市制定公共卫生应对方案（如停工停学、居家隔离）的速度。美国高、中、低人口密度县的罹患率（来源：McDonald, Robert., and Erica Spotswood. “Cities Are Not to Blame for the Spread of COVID-19—Nor Is the Demise of Cities an Appropriate Response.”The Nature of Cities. 14 Apr. 2020,www.thenatureofcities.com/2020/04/14/cities-are-not-to-blame-for-the-spread-of-covid-19-nor-is-the-demise-of-cities-an-appropriate-response/.）显然，有其他因素影响疫情规模。卫生安全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复杂。公共卫生成为一个概念和研究领域，始于城市和传染病。早在十四世纪，威尼斯要求来港船只隔离40天，排查船上疫情。英文quarantine一词，与意大利语quaranta有关，后者就是“四十”的意思。十九世纪，伦敦内科医生约翰•斯诺（John Snow）依据一张绘制精良的社区地图，将霍乱与一受污染的社区水源联系在一起。待检船只（来源：M. A. Benoist. Malta:View of the Quarantine Area.c. 1770.Wellcome Collection. wellcomecollection.org/works/ugphkcj8.）斯诺根据绘制的霍乱地图发现布劳德大街（Broad Street）水泵附近死亡率较高（来源：Koch, Tom., and Kenneth Denike. “Crediting his critics’ concerns: Remaking John Snow’s map of Broad Street cholera, 1854.” Social Science & Medicine. Oct. 2009.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pii/S0277953609004845.）城市史上，多数情况是，城市的安全与卫生都不如城墙外的世界。可以说，十九世纪以前，城市居民的寿命都比乡下人短。但现在情况反过来了。研究人员给出了很多原因：更好的营养、更好的医疗保障、更清洁的下水道、更良好的社会卫生状况、环境和职业安全管理等，这些都令城市非常宜居。实际上，尽管市民的健康很重要，但每一次看似是为了“卫生”而对城市做出的改变，背后都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。巴黎暴发霍乱，启发人们修建下水道和林荫大道。修建完成后，军队也更容易调动，镇压潜在的暴乱。弗雷德里克·罗·奥姆斯特德（Frederick Law Olmsted）设计了包括曼哈顿中央公园在内的很多大公园，为居住在拥挤的市中心的居民提供休闲场所，让他们远离疾病。美国最早的区划法出台于1916年，该法要求高层建筑顶部呈阶梯级后退，背后的部分逻辑是为了保障地面的阳光照射量。不过这也有助于平衡建造高层所需的成本。正如卡罗尔·威利斯（Carol Willis）《形式追随财力》一书中写道，如果高层面积很大，就必须有更多电梯，这样高楼层单位面积的成本就太高了。所以高层面积必须缩小。顶部呈阶梯级后退的建筑物（从左至右）：谢尔顿酒店、巴克莱-维西大楼、纽约电话公司大楼、纽约客温德姆酒店（来源：From left: Shelton Hotel, Barclay Vesey Building, New York Telephone Building, The New Yorker Hotel. 2016. The Skyscraper Museum, old.skyscraper.org/zoning/.）专业人士意识到，城市才是更健康的生活地。事实上，《美国公共卫生》杂志与《国家卫生》在1964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它们呼吁城市规划部门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紧密合作，特别是在与“卫生”有关的住房问题上。1918年，流感夺走了全球至少2000万人的生命。而就此前一年，《美国医学会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。文章强调，对患有传染病的人实施居家隔离，是城市公共卫生部门所能采取的最有价值的干预措施。这篇文章还表示，对于城市来说，与其资助私人医生，不如补贴公共卫生部门，这样可以惠及更多人。所以，直觉和常识是会骗人的。城市更易传播疾病，特别是隐形的呼吸道疾病。乍一看，这种观点很符合直觉，甚至是不刊之论。但至少从19世纪开始，那些最优秀的城市，情况恰恰相反。出于各种原因，城市看起来很危险。部分原因，也的确很有道理。但是，城市最初的作用就是作为堡垒，用来抵抗外敌入侵，也可以抵御一些潜在的危险。城里有好医院，有强大的公共卫生部门，愿意开展实验。这些也是灾难来临时最好的“堡垒”。但城市不能对所有居民，给予一视同仁的保护。无论是城墙，还是城市服务筑起的“堡垒”，受益多少往往与个人经济水平有直接关系。经济是决定人在城市中占据何种位置的唯一因素。拉斯维加斯为露宿者提供的临时隔离场所（来源：Miller, Ethan. “People Are Shown in Social-distancing Boxes at a Temporary Homeless Shelter Set Up in a Parking Lot at Cashman Center on March 30, 2020 in Las Vegas, Nevada.”Getty Images, 30 Mar 2020, www.gettyimages.com/detail/news-photo/people-are-shown-in-social-distancing-boxes-at-a-temporary-news-photo/1215850485.）谈到密度，就必须选取标度。新冠病毒涉及的不是多少平方公里的问题，而是多少平方米的问题，也就是单位住房的人口数量问题。流行病学最重要的发现，是当感染者与他人长时间密切接触时，病毒最容易传播。所以，如果要在纽约找到这样能“长期与他人密切接触的”地方，可能最先会想到地铁。毕竟，在疫情暴发之前，纽约每周有550万人乘坐地铁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发表过一项研究，试图证明纽约地铁是病毒传播的载体，至少是许多人感染的地方。这项研究绘制了一份地图，将纽约五大区的邮编与感染率对应起来，标记出感染率较高的区域，并画上地铁线路。看上去，高感染率与地铁站是同步出现的。纽约市多条地铁线路与邮政编码对应地图（来源：Harris, Jeffrey E. “The Subways Seeded the Massive Coronavirus Epidemic in New York City.”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. Apr. 2020.www.nber.org/papers/w27021.pdf.）一定还有其他标度更小的因素在影响疫情的规模。不是城市，不是公共交通网络，但可能是一个房间。这种结论都尚不成熟。但有一个中国研究团队，对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病毒传播进行研究，发表了一篇分析报告。这份报告是预印本，尚未经过同行评议，依靠间接的描述来完成分析。结果显示，与患者共用隔间的乘客、隔离实施后的船员之间，感染更为普遍。中国广州一家餐馆发生了聚集性感染案例，研究人员发现，空调和排气扇的气流吹得到的食客感染率很高，而邻桌的食客却没有感染。在首尔，一幢摩天大厦里暴发了感染，情况相似：大楼是商住两用的，共97人感染，其中94人在同一楼层工作。94人中，79人来自一客服中心，办公条件极其拥挤。广州聚集性感染案例的餐桌布置和空调气流示意图。红圈表示患者的就座位置，黄色填充的红圈表示聚集性感染中首例患者的就座位置（来源：Lu, Jianyun., et al. “COVID-19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ir Conditioning in Restaurant, Guangzhou, China, 2020.”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. 2 Apr. 2020.wwwnc.cdc.gov/eid/article/26/7/20-0764_article.）除了邮轮的案例，上述都是城市的例子。再介绍一个乡村的例子：三月份的第二周，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教堂举行教会活动，共92人参加，其中35人患病，这些人又传染给另外26人，共三人死亡。美国农村人口密度低，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。据美联社分析，4月28日到5月5日期间，美国人均感染率最高的15个县有一个共同点，但不是人口密度，而是都有肉类加工厂，或者有州立监狱。再看新加坡。这个城市国家有着极高的人口密度，每平方公里有8358人。然而，得益于强硬的组织和以往应对冠状病毒的经验，新加坡在抗疫初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。到三月，仅有约800起病例，其中大部分还是输入性病例。但后来，疾病传播到了新加坡为外国劳工安排的宿舍。这些宿舍非常拥挤，劳工都是肩膀挨着肩膀。截至五月，新加坡有超过1.7万人感染。新加坡榜鹅一外籍劳工宿舍（来源：Su, Edgar. “Migrant Workers Look Out from Their Balconies at Punggol S11 Dormitory,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Singapore April 6, 2020.” Reuters, 21 Apr 2020,www.reuters.com/news/picture/the-s11-dormitory-inside-singapores-bigg-idUSKBN2230RK.）人们居住或工作在一起，城市中本不平等的人群相交在一起。麦克唐纳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首席科学家，也是“城市的本质”论坛的作者。他说：“曼哈顿是纽约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，但不是感染人数最多的。反倒是布鲁克林、皇后区和一些贫困社区，感染人数最多。在曼哈顿，一套公寓里可能只住两个人，而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一些地区，同样大小的房间可能住着一家五六口人。”纽约大学弗曼中心（Furman Center）重点研究了住房问题，它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更加直白地给出了答案：在收入低、人口密度低、住宅人口密度高的社区，死亡率也会更高。城市有些地方，大量租客合租在一起。这些地方虽然人口密度低，但感染率也很高。居民中有大学学历的人数越多，患者就越少。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居家办公的可能性较小，并且更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、与他人一起工作，这都是可能接触病毒的地方。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表现在要承担不同的风险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莫莉·弗兰克（Molly Franke）介绍：“那些接触过病患或出现症状的人，并不都会选择居家休息。”没有病假的员工，如果不去上班就可能被罚薪，甚至丢掉工作，他们没有选择居家的本钱。他们出了门，就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病毒，再把病毒带回家，传染给同住的人。弗兰克表示，还有更现实的问题：“要隔离，必须有单独的卧室和至少两周的供给。”他们付得起吗？5月18日，统计数据证实了弗曼中心的观点。纽约市卫生署按照邮编划分了区域，公布了不同区域的死亡人数，附加的地图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问题：有色人种较多的贫困社区，死亡率更高。新冠刚出现在纽约的时候，富人就带着日默瓦拉杆箱，开着豪车，迅速逃离了纽约。但对于那些不太可能享受医疗服务、不太可能居家办公、更有可能是要与人合租的人来说，生活就像往常一样，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人口密度从来都不是问题。它不过是空间标度上，不平等的代名词。纽约中产阶级住所（来源：Norman, Benjamin. “Middle-class New Yorkers Who Live Comfortably Are Feel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Affluent Friends.”The New York Times, 27 March 2020,www.nytimes.com/2020/03/27/business/economy/coronavirus-inequality.html.）如果城市真的想让它的居民不受传染病侵害，那就有必要再读读1917年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的那篇文章。如果让人们“就地隔离”（shelter in place）是有价值的，那么人们就需要有地方隔离。如果有更多人买得起房子，就可以更好地减少人们接触病毒的机会。何况这样应该还可以支持更多当地企业，让居民就近工作，不必通过公共交通通勤，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上班。所以，那句古老的城市学谚语在今天仍然适用，只是不像人们最初理解的那样。城市规划者的错误确实给公共卫生部门带来了困难，也给医院、急救人员、患者与死者家属带来了困难。但错误并不在于过高的人口密度。错误在于，城市没能建造出足够的住房，令所有人都有负担得起的安全住所；没能找到方法，为市民提供足够低廉的医疗服务；将个人空间变成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；房地产让位给私人汽车，令城市污染、道路拥堵更加严重，又让穷人的生活环境愈加拥挤。城市排斥了富人和白人以外的所有人。当然，城市不排斥咖啡师、服务员、厨师、司机和清洁工，因为他们要为富人和白种人提供服务。（来源：Spencer, Platt. “A Businessman Walks by a Homeless Woman Holding a Card Requesting Money on September 28, 2010 in New York City.”Getty Images, 28 Sept 2010,www.gettyimages.co.uk/detail/news-photo/businessman-walks-by-a-homeless-woman-holding-a-card-news-photo/104511048.）疫情将迫使城市规划者和政治家重新思考城市。他们可能会把餐馆开到室外，开设在本属于汽车的空间，从而改善空气流通。他们可能会为绿植和自行车道腾出更多空间，而因为疫情而害怕坐公交的人，可以选择自行车出行。重新审视死亡和这场悲剧，我们有机会建设出对所有人都宜居的城市。规划者会犯错，但也可以改正错误。*本文仅代表学者个人观点，与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立场无关。标题和插图由翻译团队标注和选择。本期编译选题：吴建峰翻译：江默柔校对：王梓诚